黄奋生，别号雪心，笔名雪心室。1904年出生于江苏省沛县的一个地主家庭，后身份识别中被划分为为旧职员。”[1]去世于1960年。早年毕业于南京文艺专科学院。[2]黄奋生一生共经历了晚清、中华民国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三个时期的时代产生了巨大的变化，时代的转变令人们的生活与社会出现了不同，不同时代背景的学者都具独特的研究视角，特别是像黄奋生这种经历过多个时代的学者。

黄奋生西藏研究的背景及原因

时代背景成为黄奋生蒙藏研究的重要渊源。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空前沦丧，虽然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但是军阀割据使国内战火连绵，纷争不断。直至“九·一八事变”，中国再次陷入国难之中，值此危急存亡之际，国人对国家疆土危机和民族危机的意识空前高涨，以反抗帝国主义侵略为中心的边疆与边政的研究纷纷兴起。在此国家为难的重要时刻，西藏和内蒙成为帝国主义势力瓜分中国的重要领地。

时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的黄慕松谈及蒙藏就提到：“再就边防与边疆关系而言，蒙古新疆西藏等地，自来为我国西北之屏敝，保而有之，则中国安宁，一旦失之，则神话不得安宁。”[3]时人对于蒙藏的重视是如出一辙的，如戴季陶指出“环顾全国情况，尤以西北建设为最重”[4]可见当时国人对于西北的重视，也就不难想象黄奋生为何将蒙藏研究作为其一生的事业。

黄奋生在其一生中出版著述10余本，并发表著述50余次。如《内蒙盟旗自治运动纪实》《百灵庙巡礼》《蒙藏新志》《西藏情况》《藏族史略》，以及多篇社论文章，如《向出席国民会议之蒙藏代表进一言》《晨钟暮鼓之班禅佛讲演辞》《巫待举办之蒙藏学校》《从日本对内外蒙古之积极政策说到各王公应取之态度》《悲哀之新年中关于蒙藏之昨日于今日》《蒙族同胞应下最坚的抗日决心》[5]等莫不是围绕蒙藏问题。由此可见，在其长期成长和发展的过程中，蒙藏问题都是黄奋生民族思想研究中的重中之重。

黄奋生蒙藏思想内容

黄奋生对于蒙藏地区的研究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在职业生涯中因个人擅长写作，被委任担任《蒙藏旬刊》的汉文编辑始，便开启了黄奋生蒙藏研究的职业与学术生涯。在其一生为之自豪的事业奋斗中，更是将蒙藏问题的解决与中央与蒙藏关系的改善、维护国家的主权统一作为为之一生的奋斗目标。

在黄奋生早期的相关著述研究中，黄奋生将对于蒙藏的人口统计作为对蒙藏问题研究的出发点。在1938～1940年的三年时间里，黄奋生就关于内蒙古的人口统计问题就在《蒙藏旬刊》上发表过三遍相关文章，在1940年《边疆研究》中对西藏的人口数量作出了估算，大概估计为九十五万七千余人[6]。黄奋生从社会人口方面对蒙藏的人口统计，给予相关关注边疆民族问题的学者及国人对蒙藏人口及社会一个大致的认知，从而增强普通大众对于边疆民族及人口的关注与重视。

黄奋生主张增强中央与蒙藏地区的关系。在西藏问题方面，他在1941年发表的《清代设置驻藏大臣考》一文中他通过对历史的梳理，得出一下的结论“驻藏大臣的创始的确实时期为康熙四十四年的侍郎赫寿驻藏办事之时、明文规定驻藏大臣之时为雍正四年、驻藏大臣具体的确定与扩大之时为乾隆五十七年、驻藏大臣职权衰微时期为光绪中叶。”[7]他认为清代中央权利在藏主权的盛衰是导致中央失去对西藏管理的主因，特别是忽略了文化的经济根本工作，导致藏人思想感情难以与内地协调，最后出现闭关自守的局面。1942年他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在《设置西藏指导长官刍议》[8]一文中，他通过分析提出“过去与现在驻藏大臣的情形”“今昔驻藏大员的异同”“指导长官人选与权责”“建立现代化军队与宣传”，对设置西藏指导长官提出详细实行的步骤，由此可见，黄奋生认为设置驻藏大臣的必要性，同时可以看出他认为在中央对于边疆的管理方面，加强对于指导长官的设置和合理性的安排是一个重要的措施。

黄奋生对于蒙藏地区的著述内容详实，著述立论公允。如在《内蒙盟旗自治运动纪实》的自序中他就写到“纯粹根据事实，丝毫未有汉蒙民族的界限”以及《百灵庙巡礼》一书更是基于其为期33天的实地探访而著。由此可见其关于蒙藏的相关社会著述与记载。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颇具史料价值。同时黄奋生的蒙藏问题研究中还包括对蒙藏等边疆地区的经济、教育等问题的思考。他在1944年《中国边疆》第3卷第5、6合期中他提出，西北对于中国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中华民族想要加强对于边疆的管理和控制，增强和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的农田水利的开发，以及国内的少数民族的宗教等问题是必要的措施及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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