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蒙古藏传佛教建筑与东亚、中国建筑文化圈及藏传佛教建筑和蒙古民族建筑的关系（绘制：陈未）

1506 年自达延汗重新统一蒙古以来，蒙古各部被划分为6 个万户（tümen）。达延汗的十一子格哷森扎赉尔分于喀尔喀左翼万户。格哷森扎赉尔及其后代与右翼土默特部结盟，攻打兀良哈，开拓漠北蒙古，引入藏传佛教，最终格哷森扎赉尔的子孙控制了整个清朝的漠北蒙古即喀尔喀蒙古（今蒙古国）。1586 年，格哷森扎赉尔的第三子诺诺和（土谢图汗部、赛音诺颜部的祖先）之子左翼喀尔喀万户大汗阿巴岱赛因汗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会见了来蒙古的索南嘉措（三世达赖喇嘛），其后在驻牧地哈喇和林城遗址上修建了额尔德尼召，是为蒙古现存最早的藏传佛教木构建筑。根据宝尔森 · 乌楞（Х. Баасанс Уpэн）分析，额尔德尼召的建立标志着喀尔喀蒙古贵族企图用藏传佛教再次统一蒙古[1]，预示着外蒙古地区藏传佛教建筑营建的正式开启，此后的寺院营建活动一直持续到20 世纪初。

由于近代历史发展的特殊原因，相较于内蒙古，蒙古国的藏传佛教建筑受到较少的重视，缺乏系统、综合全面的研究。放眼东亚的建筑文化圈，蒙古藏传佛教受到了多重文化的影响。早期寺院以安多以及汉地为主，中期受到了卫藏的直接影响，晚期则在俄罗斯等影响下形成了独特的建筑风格。就藏传佛教建筑和东亚建筑的全局体系而言，蒙古国的藏传佛教建筑都是不容忽视的重要一环（图1），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蒙古国学者并无系统之研究。故本文总结了前人的重要研究并对蒙古寺院建筑进行分期归纳。

1 当代蒙古国藏传佛教建筑的研究

较早的关于蒙古藏传佛教的研究以及观察始于俄国的旅行家， 例如，布里亚特蒙古学者扎木斯朗·策本（Жамсрангийн Цэвээн），其在1900 及1905年前后考察了大库伦及额尔德尼召等寺院，并且记录当时尚未破坏的蒙古寺院的使用情况，其本人也到过呼和浩特。再如《蒙古及蒙古人》的作者俄国东方学家阿列克谢·马特维耶维奇·波兹涅夫（A·M·Pozdneev）记录的蒙古寺院也已经被系统整理。近现代系统性的研究较早的是俄国学者谢佩蒂尔尼尼科夫（Shchepetil'nikov）的《蒙古建筑》（Архитектура Монголии）[2]，其研究主要着重于寺院功能与外部形态，并未涉及空间分析以及建筑结构，相对比较浅显。蒙古国学者尼日莫所 ·提桑田 （Niamosoryn Tsultem）的《蒙古寺庙》（Монголы Нархитектур）[3]，全方位介绍了蒙古国建筑的发展历史，并且研究了蒙古包以及移动的帐篷对于蒙古固定建筑之影响，还提供了大量的老照片。但作者不是建筑学专业背景，对建筑空间、结构技法、立面风格等建筑学层面研究涉及较少。阿迪亚（Б·А д ь я а）的《蒙古建筑构件装饰》（Монголын Архитектурын Чимэг）绘制了大量的建筑部件及装饰图案，叙述了构件的名称，并且将建筑构件由藏文及中文翻译至蒙文，其研究独树一帜。其对大量的藏式构件绘制了分析图，但是由于阿迪亚对于汉式结构并不了解。所以汉式结构较少涉及[4]。此外，D·达尔济（Daajav）博士的《蒙古建筑历史》（Монголинуран Барилгын Tуух）一书总结了自蒙古帝国时期以来的蒙古建筑，对蒙古藏传佛教建筑以及空间性有系统性研究[5]。

在个体寺院的研究上，法国学者沙怡然 （Isabelle Charleux）对扎雅葛根库伦寺（Zaya Gegeenii Khüree Monastery）的研究[6]，探索了扎雅葛根库伦的历史遗迹，并复原了部分建筑。此外沙怡然还写了许多相关文章，例如对庆宁寺曼陀罗形象的研究、额尔德尼召三殿转经廊道的研究等[7]，可以说是西方学者中对于蒙古建筑研究最为深入的学者，其法文著作《内蒙古寺院》（Temples et Monastères de Mongolie Intérieure）[8]更是在西方学界影响深远，只可惜书中对于“喀尔喀蒙古”的寺院只是简单提及，并未深入讨论。查尔斯 · 鲍登（Charles Bawden）对于哲布尊丹巴大库伦的研究[9]，探索了库伦的形成以及其运作模式。匈牙利学者克里斯蒂娜·泰莱基（Krisztina Teleki）的《博迪汗库伦的寺院》（Monasteries and Temples of Bogdiin Khüree）将大库伦作为一个城市进行研究[10]。梳理了其各个分区（如寺院区、居士区、博迪汗宫殿区、汉族商人区），最为系统地分析了大库伦的结构形态。其文章《建立在废墟，记忆和毅力之上：佛教在蒙古乡村的复兴与生存》（Building on Ruins, Memories and Persistence: Revival and Survival of Buddhism in the Mongolian Countryside）通过实地调研阐述了当代蒙古国民间佛教信仰的复兴以及寺院的重建，其中不乏融合汉族民间信仰的元素[11]。宝尔森 · 乌楞（Х·Баасанс УРэн）对于额尔德尼召的研究（Энх тунх эрдэнэ зуу）涵盖了大量的珍贵的老照片，使人们得以窥见额尔德尼召在19 世纪末的形象[1]。阿尔泰国立师范大学的奥尔加·特列夫采娃（Olga Truevtseva）《蒙古杭盖省寺院遗产》（The Cultural Heritage of the Monasteries of Arkhangai Aimag of Mongolia）对于蒙古中部额尔德尼召、扎雅葛根库伦、温度尔汗寺院的调研[12]。杜恩·敖云毕力格（Зундуйн Оюунбилэг）的《庆宁寺建筑》（Амар баясгалантын Архитэктур）一书对于庆宁寺的考古以及测绘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并且书中含有大量的专业建筑测绘图[13]。此外，乌兰奇美格·提桑田（Uranchimeg Tsultem）2020 年即将出版的《移动寺院：晚期蒙古佛教的政治与艺术》（A Monastery on the Move : Art and Politics in Later Buddhist Mongolia）也尤为期待[14]。但是，中、日的学术研究则相对乏善可陈，相比二战时日本学者对于内蒙古的研究，日文学术对于外蒙古寺院建筑的专作几乎没有。至于中文学术，除近年旅日学者包慕萍做了一些点状研究，关于蒙古国藏传佛教建筑的中文专著也无系统研究。

文章来源：《内蒙古教育》 网址: http://www.nmgjyzzs.cn/qikandaodu/2021/0419/96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