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内蒙古，手机对面的你一地会想到大草原，那就对了，就是丘陵起伏，绿草如茵。

内蒙古大草原上自古多征战，历史厚重。在世界读书日这天，轻轻叩开大讲堂的门，发现这里除了读书的人多，还有漫山遍野的书籍。

千百年来，蒙古民族一直在过着逐水草而迁徙的游牧生活，他们人数虽少，且经历了数百年几乎不间断的战乱。作为这样一个民族，居然能把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较完整地带入人类历史的信息时代，从而能够站在世界文化民族之列，他们靠的就是草原这个文化大讲堂。

蒙古最高统治者在入主中原的过程中，开始接受儒学思想并逐步确立了以尊孔崇儒为核心的文化政策。《元史》记载，早在蒙古军队南下伐金之初，著名的契丹族政治家耶律楚材多次向成吉思汗讲述以儒治国的道理，他强调：“治器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他的见解得到蒙古族统治者的赞同。

窝阔台汗曾经修燕京孔子庙，诏令以孔子51代孙孔元袭封衍圣公。元世祖忽必烈自小修文习武，深知吸收先进文化和发展教育的重要，为了改变蒙古族“武功迭兴，文治多缺”的不足，不顾大多数蒙古贵族的反对，把尊孔崇儒作为一项国策，极力推行。他早年就曾令宗室贵胄子弟秃忽鲁、不忽木等从王恂、许衡学儒。到统一中国后，诏令修缮孔庙，规定孔子庙祭祀礼仪与帝王相等，通过祭孔加强儒学的社会教化作用。

《续文献统考学校考》里所述，元朝陆续设立了中央官学、地方官学、书院、私学和庙学等各级各类学校，州县学校数量最多时达余所，书院400余所。因此“元朝学校之盛，远披遐荒，亦自昔所未有”并非夸张。

元朝也是历史上第一个多民族文字并用的王朝，蒙古族文字也产生于这个时期，并沿用至今。北方游牧民族历史上第一部用本民族文字写的历史著作《蒙古秘史》诞生。内蒙古鄂尔多斯的蒙古学大儒萨刚彻辰倾一生之力写下《蒙古源流》，与《蒙古秘史》和《蒙古黄金史纲》并称蒙古三大史学著作。

蒙古族私塾教育也很活跃，培养出了不少蒙古族文人和名人。《阿鲁科尔沁旗志》载，根据初步的统计，从1870——1934年的64年中，在阿鲁科尔沁旗昆都和德博勒庙办的两所蒙古族私塾就培养出熟练掌握蒙文和满文的学生120多人。曾经担任昭乌达盟（今赤峰市）盟长的多罗郡王扎萨克巴咱尔济哩弟、那德木德章京、伪满和解放初期任阿鲁科尔沁旗旗长的苏达那木道布、曾任巴林左旗政协副主席的旺沁道日吉等都是这两所私塾培养出来的学生。呼伦贝尔新巴尔虎旗的古勒格，掌握了蒙、汉、满、藏、俄五种文字，成为了当地少有的文人。

蒙古人的传统居住条件和游牧方式对他们的文字载体有诸多不利，但更为可怕的是战乱的破坏。

在清代，满洲统治者对厄鲁特蒙古人进行的征服战争，使那里的各种书籍和文化遗产受到毁灭性打击。据说，爱读书的准格尔汗葛尔丹作战时都随军携带20驮子书籍，可谓当时的“驼背移动图书馆”。但经过百余年的战争，那些珍贵的书籍所剩无几。后来，19世纪下半叶，欧洲学者在阿尔泰一带的洞穴遗址里发现一些被烧毁的图书残片，其中不乏研究价值极高的字迹。在19世纪下半叶的西部骚乱中也有不少蒙古文古籍损失，连密藏在八白室（成吉思汗陵）的孤本《红册》也在劫难逃，被捣毁成陵的乱军毁于一旦。史料记载，清乾隆皇帝实行愚民政策，于1742年下一道命令，把蒙古人手里的图书统统搜集起来并送到北京付之一炬。在十年内乱期间，也有不少蒙文书籍被当作“四旧”之类，毁在一旦。

《蒙古包文化》记述，在过去一旦有人进犯，蒙古人首先把图书藏在安全的地方。山洞和沙漠是比较理想的藏处。20世纪上半叶的战乱年代里，这种事情经常发生。后来社会稳定后，许多国内外学者在蒙古地方搜集文化遗产，他们经常听到消息，据说某人某时在某地在山上藏过多少车（或驮子）图书，也有被找到的。

在抗日战争中，大青山游击队曾在他们藏粮食的山崖洞里发现过几本蒙古文残卷，由于战争年代，无暇顾及，最终失散。

纵观历史，蒙古族是在中亚游牧民族中文化遗产最为丰富的民族之一，尽管他们的遗产多灾多难，损失严重，但其挖掘研究的潜力很大，我们今天仍然无法说蒙古文古籍的家底已经摸清。说不定在一些牧民的箱底里，在大山的某些山洞里或干旱的沙漠深处还有沉睡多年的瑰宝。

文章来源：《内蒙古教育》 网址: http://www.nmgjyzzs.cn/zonghexinwen/2021/0622/1107.html